广东华兴银行迎来汕头国资的进一步“加持”。
4月28日，该行与汕头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汕头投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将在股权优化、资本补充、综合金融服务、业务协同等领域展开全方位深度合作。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意味着广东华兴银行的股权结构有望迎来实质性优化，国资的持股比例和话语权将得到提升，为其信贷逻辑优化和市场信心修复注入新的动能。
为何是汕头国资？
作为一家前缀为“广东”的城商行，广东华兴银行展示给外界的形象中，汕头元素并不明显。在此番与汕头投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之前，汕头国资仅持有该行2.14%股份，未进前十大股东之列。
但广东华兴银行又与汕头有着割不断的血缘关系。
一切要从29年前说起。
1997年2月，一家名叫汕头城市合作银行的机构成立，次年更名为汕头市商业银行。
2001年，成立才4年的汕头市商业银行，本该处于扎根抽枝的高速成长期，却因高息揽存、挪用资金等问题陷入困境。2001年，该行坏账高达40多亿元，无法偿还储户、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存款债务，被中国人民银行实施停业整顿。
这一整顿就是十年。2011年2月，原中国银监会正式批准了汕头市商业银行的重组方案。当年9月，一家全新的城商行——广东华兴银行——诞生了。虽然注册地依然保留在汕头，但运营总部则迁往广州。
如果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两座城市与广东华兴银行的关系，可以说，广州是华兴银行的打拼之地，汕头则是老家，是户籍所在地。
这个绕不开的“出身”，在往后的15年里，让汕头与广东华兴银行互相牵绊、互相成就。
一个典型案例是，2024年10月，为助力汕头“百千万工程”，广东华兴银行主动承接了汕头市“村医通”医保结算系统建设项目。这一项目打通医保就医结算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村民在村卫生站就可直接进行结算、享受医保待遇，免去了奔波劳顿。
国资“加码”影响几何？
此次与汕头投控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看点在于，双方明确将在股权优化、资本补充、综合金融服务、业务协同等领域展开深度合作。
“此次战略合作，将对华兴银行的资本实力、品牌声誉都有较大提升。”广东华兴银行坦言。
据介绍，汕头投控集团是汕头市属国有投资平台和城市运营商，主要业务涵盖TOD综合开发、产业园区投资运营、文旅会展、水务建设、能源建设、智慧城市运营、现代农业以及省市重点项目等7+1业务板块，并持续孵化生物医药、半导体、新材料等N个新兴战略方向。
在业内人士看来，从双方披露的信息来看，汕头国资或将对广东华兴银行实施新一轮资本注入与股权结构优化，从过去的参股角色进一步迈向更具影响力的战略股东，为其股权结构装上一块“压舱石”。
回顾过往，广东华兴银行股权结构具有明显的分散性，而这一特性从其诞生之时就已经注定。根据当时的重组方案，一批彼时颇有实力的股东入场：侨鑫集团出资17.5亿元，持股20%；哈尔滨银行出资13.125亿元，持股15%；上海升龙投资集团出资8.75亿元，持股10%；新产业投资出资8.75亿元，持股10%。还有一些债权人如粤财投资控股，以债转股方式加入。
此后，广东华兴银行股东虽有调整，但这种分散的特征始终未变。目前，广东华兴银行前三大股东分别为侨鑫集团、上海升龙投资集团（12.5%）和勤诚达控股（10%），分别持股20%、12.5%和10%，且均为房地产相关企业。
在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看来，这种股权结构一旦遭遇行业周期下行，股东自身的债务危机会立刻转化为银行股权冻结与资本补充困境，形成股东风险向金融机构反向传导的典型负反馈漩涡。
他认为，国资进一步“加码”，有望引入“治理中性”与“公共信用”双重外部约束。
“它或可以打破房企联盟对信贷投向和风险偏好的过度主导，将银行经营逻辑从追求土地溢价切换至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轨道。同时，国资的信用背书有望修复市场对银行的信心折价，在资本补充、风险拨备和监管合规上形成稳定预期，重构整个治理生态。”田利辉表示。
在签约仪式上，汕头投控集团也明确表示，此次战略合作，标志着对华兴银行未来经营的信心，双方互相赋能，将有效打通金融与产业通道，借助银行专业金融服务，助力汕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银企共赢、多方受益。
中小银行股权变更释放何种信号？
将视线从广东华兴银行放大到整个中小银行业，这种地方国资介入银行股权结构优化的案例并不罕见。
就在本月，江西裕民银行迈入国资绝对控股的行列。4月21日，江西裕民银行两笔股权拍卖落定，江西博能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全部29.5%股份被南昌两家国企以1.7亿元和3.58亿元拍下。这意味着，股权交割完成后，国资持有江西裕民银行比例将从30%跃至59.5%。
更早之前，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获批受让红豆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锡商银行5亿股股份，持股比例达25%，成为锡商银行第一大股东。此外，安徽三家地方国企也于2014年11月分别受让安徽新安银行30%、11%、10%的股份。
实际上，在金融监管部门近年来频频强调“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的大背景下，我国中小银行股权变更较为密集。
南都湾财社记者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官网发布的信息不完全统计发现，2026年以来，地方中小银行股权变更获批的案例高达80多个，变更主体以农商行和村镇银行为主。
整体来看，这些中小银行股权变动的一个特点是股权更为集中。从股权受让方来看，以地方银行为主，也有部分案例为地方国资，其中，除了中原银行、柳州银行等为国资体系内“左手换右手”外，也有多例为国资接手民企或自然人股权。
例如，4月20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衢州监管分局发布批复称，同意衢州市振航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浙江鸿基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柯城农商银行3842.1509万股股份。受让后，衢州市振航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98%。资料显示，浙江鸿基控股有限公司是一家以从事商务服务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而衢州市振航企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有控股企业衢州市柯城区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田利辉分析称，国资接手民企或自然人持有的银行股权，可推动中小银行风险化解从过去的“修补式注资”转向“治理根基重塑”，是以国家信用为阶段性担保，阻断产业资本特别是地产资本与金融风险间的交叉传染，将银行拉回到“三性”（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平衡的本源。
采写：南都湾财社记者 刘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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